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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工程启示录:浅议首都公厕大赛
作者:[赵大年] 来源:[北京日报] 浏览:[] 【字体:  
  您还记得“爱我中华,修我长城”的社会活动吗?长城是我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,人类文明的瑰宝,《北京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先造舆论,又发起募捐,首都新闻界热情支持参与,海内外炎黄子孙热烈响应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这项保护历史文物的工程得道多助,干得有声有色,成绩斐然。于是创造了一条好经验:大家的事情大家办。
  《北京日报》社本着为首都人民办实事的精神,两年前又抽出专人进行社会公益方面的调查,并确立首都文明工程课题,成为北京哲学社会科学“八五”重点课题。他们首先提出“公共厕所亟须进行一场革命”,20家新闻单位联合筹办“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”,第一项活动就是改造公共厕所,并且发起和组织“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”,动手兴建38座文明的试点公厕。
  公共厕所,远不如万里长城那样伟大,那么具有号召力,然而这个不登“大雅之堂”的问题,现代化城市发展中的文明“死角”,一旦被揭开,便在国内外引起了普遍关注和热烈议论。认为这是进入小康社会的实证,外国学者通过这件“小事”,也看到了“北京迈向现代化文明城市的步伐”。您想过吗?“厕所革命”,原来是继农业文明、工业文明之后,人类进入环境文明新时代的标志!
  前人把生活内容概括为“衣食住行”,今天有人提出再加一个字,“衣食住行厕”,您听著有点别扭吧?我赞成改个字,“衣食住行卫”,卫就是卫生,就是环卫,或者您给提出个更理想的字来。只有创造优美的环境,才谈得上生活质量,衣食住行才能脱离低级的原始状态。厕所文化,正在冲击着我们的传统观念,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  这是谁都不屑于谈论的话题,却是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。“如厕难,难于上青天!”华夏中州的情形果真如此吗?
  首都应该是首善之都。15年前北京街头还存在着到处排大队的景象,吃饭难,理发难,乘车难,住店难,缝衣难,买菜难……生活中这些“老大难”问题迅速得到解决,唯独“如厕难”,还长期困扰着几百万市民和高高兴兴来到北京的中外客人。
  排队上厕所的窘况比排别的队更难堪。尤其是早晨,住平房的上班族时间有限,急切切聚到公共厕所门口排队——这还是文明的,更寒碜的景象是厕所里边,没有隔断,更没有隔间小门,一切没遮拦,内急者脸对脸地站在蹲坑人面前,一个刚提裤子另一个就上岗,惟恐被别人抢占。
  上海除了导游、导购之外,处出现了“导厕”,当然是有偿服务啦,还出版发行140页的《上海市区公厕指南》,被誉为“无可奈何的畅销书”。大上海有这样的打油诗:繁华闹市乱纷纷/行人内急心如焚/借问公厕何处有/百万马桶锁家门。纽约也有《公厕和洗手间指南》小册子出售。也许咱北京人还没想到这条生财之道。不过,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,在北京的大街上要找个方便之所也很难。譬如繁华的西单北大街,购物者摩肩接履,一公里半的路段上却只有一座公厕,您若急不可耐,哪儿去找它?就算找到了,也没有空位“虚席以待”呀。热心记者在此处做过统计,平均10秒钟就进出一人,可见这座公厕利用率之高,以及“供求关系”之紧张。
  《光明日报》有篇文章说“如厕难于上青天”。太夸张了吗?我看,公厕数量少,历史上的布局又不合理,跟不上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和外来人口激增的需要,是造成如厕难的原因之一。
  目前北京市区有5万7千多个公厕,其中,各单位的内部厕所约5万个,基本上不对外开放:旅游景点兴建1000多个公厕,被称为“旅游公厕”,“涉外公厕”,因为外宾对我们的厕所意见太尖锐,不抓紧解决就会影响旅游外汇的增收;属于环卫局管理的老式公厕6800座,70%在小胡同里,被称为“街坊厕所”,外地客人很难找到;繁华地区、主要街道仅有200多座,这才是“真正的”公共厕所,供200万流动人口使用,可谓万人一厕。建设部明文规定:城市居民2500~3000人应有一座公厕,干道500~700米应有一座公厕。《北京市公共厕所管理暂行办法》对公厕数量、档次、清掏、改建、处罚等皆有明确规定,然而难以落实,“拦路虎”比比皆是,最大的障碍还是在我们的头脑里、观念中。
  联合国有关组织已经给我们亮出“黄牌”: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厕所的数量居世界末位!
  女记者司马小苗在《北京晚报》发表一组实拍的公厕照片,同时写道,“每逢上街,我最怕上厕所,一是经常找不着,二是臭味儿能叫你恶心好半天。”她公开责问,“泱泱大国,文明古都,能让厕所难为本国人,吓跑外国人吗?”
  我从心眼儿里欢迎这样的“黄牌”和责问。然而,咱们的许多同胞,为什么如此轻视厕所,鄙视厕所,瞧不起环卫工作,乃至屡屡发生辱骂、殴打环卫工人的丑闻呢?
  “八大菜系享誉天下,唯独公厕臭名远扬!”虽说民以食为天,也不该只讲“进口儿”而轻视“出口儿”
  侨胞有形容国内如厕的“四部曲”:一叫,这是什么地方呀!二跳,地面太脏没处下脚;三哭,臭气熏眼刺鼻,涕泪双流;四逃,被蠕动的蛆虫吓跑。
  这种事情并不少。仅就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此类新闻,深圳、广州、上海、北京都有,情节大同小异:某外宾在大街上观光购物的过程中,需要方便一下,刚进厕所就吓得逃了出来,叫辆出租车急忙赶回宾馆里去解决问题。这是小事吗?咱们不登报,人家也会写文章,更会到处讲,“公厕臭名远扬”,不但妨碍旅游创汇,引进外资,还损害礼仪之邦的文明形象。
  我知道的一处高科技基地,有不少外国科技人员来此合作共事,但他们宁肯住城里的宾馆,每天几十公里来回跑,也不住在基地招待所,原因之一是招待所的客房没有卫生间。基地领导人反而对外宾有看法,你们是来干工作的,还是来旅游的?我们讲艰苦奋斗,没有卫生间,卫星照样上天!后来,他出国考察,受到启发,回来才下令普建卫生间。
  这种转变虽然好,可惜还是被动式的,就像北京兴建“涉外公厕”一样,目的是适应外宾的要求,到香港或国外的星级宾馆看一看,人家什么样,回来也照样建设卫生间。并没有改变传统观念,从人文科学、环境科学、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考虑问题,否则为何不抓“涉内公厕”呢?
  1994年,《北京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首规委、市建委、市政管委、市规划局、市环卫局、市旅游局、建设部城建司、《中国建设报》、《中国市容报》等单位,联合发起并主办的“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”,不客气地说,对许多建筑专家的传统设计思想也是一次冲击。我弟弟就是一位建筑学高工,就像我们这一行推崇纯文学的宏篇巨制一样,他们向往的作品是长江大桥、人民大会堂,再次一点也是大饭店、大工厂,设计宿舍楼已经是“苦差事”了(又小又简陋的卫生间就出自他们笔下,没有卫生间的“筒子楼”也推不到别人头上),更没有设计公共厕所的思想准备。好在这次征稿还是有很多人踊跃参赛,共收到340件作品,一等奖获得者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王晓虹,二十三岁,刚毕业的大学生。说来有趣,我国建筑设计专家多得很,人才济济,偏被一位女青年拔了头筹,国内60余家报刊和许多国际新闻媒体广泛宣传,真是“绘一厕而闻名天下”!也许有些大师并不服气。然而,环境意识的出现,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和观念的飞跃,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,任何设计都不能不首先考虑环境了。
  还有一位获得佳作奖的是美国人,二十七岁的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,中文名字古田(TIMOTHY C.GEISLAR),他拿着鲁斯基金会的奖学金来北京学木匠活儿,同时了解亚洲文化。他说,“耶鲁大学建筑专业一年级学生的课题就是为纽约设计一系列公厕”,“美国人认为那里应该是清洁的,而中国人传统上觉得那里是脏的。”他喜欢北京,重视这次公厕设计大赛,认为这是北京发生的一件大事,更为自己的作品获奖而高兴。
  “厕所革命”是全国和世界城乡面临的大事。“厕所文化”是文明的标志,也是个万花筒
  香港居民同样有国人的传统观念。1989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,81%的居民对公厕现状不满意,具体内容是:照明通风不良,恶臭,隔间太小,冲刷不净,遍地垃圾废纸,许多设备遭人破坏。针对这些问题,他们陆续改造300座公厕,专立服务小组,保证卫生达标。他们召开“香港国际公厕服务研讨会”交流经验。香港建筑师学会主席认为,“必须从科学和美学的高度看待公厕。”香港大学校长说,“厕所是社会文明的标志,每个公民都必须关心。”《北京日报》社记者娄晓琪以公厕大赛办公室主任的身份,在’95香港国际公厕大会上宣读论文《公厕革命——北京人观念的嬗变》,受到与会代表起立鼓掌欢迎。召开研讨会,借助媒体广泛宣传,也是改变旧观念的好办法。目前香港的民居基本上都有卫生间,平均三人一厕,这是衡量文明都市的一项标准。
  美国文明的三大标志是:牛仔裤,可口可乐,抽水马桶。洛杉矶400万人口拥有200万个卫生间,100万个厨房,生活污水处理费每天100万美元。公共厕所却不尽人意。旧金山引进欧洲电脑化自净厕所20间,引起全国公厕大讨论,纽约议会争论多年,认为这种单间厕所没有残疾人专用的位子,违法;扩大面积吧,又怕公厕变成吸毒、贩毒、流氓犯罪活动的场所和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地,至今犹豫不决。费城,亚特兰大,波士顿采取观望态度。可见富也有富的难处。
  印度尼西亚有三成人口挤居贫民区,公厕严重不足。政府动员全国城镇,要在本世纪内新建2600座公厕。
  马来西亚和瑞典的公厕里多用鲜花点缀,以改善环境和观感。
  我们访问曼谷时,到泰国作家协会主席家中作客,为表示真诚欢迎,女主人亲自下厨烹饪。没料到的是请我们参观卫生间,哈,除了各种把头、龙头金光灿灿,浴缸、洁具晶莹如玉,墙挂油画、鲜花,小桌上还有书报杂志,梳妆台前摆着上百种各国化妆品,小瓶小罐,造型各异,已经属于收藏品了。这样的厕所,不禁使我想起欧阳修所说的“三上文章”——马上、枕上、厕上,老夫子家中的厕所大概也是干干净净,燃着檀香的,否则怎能在那里构思文章呢?
  德国小城不莱梅,各种建筑古色古香,唯独公厕非常现代化。
  巴黎的大街上,只要您朝一个方向走几分钟,准能找到公共厕所。
  印度公厕多有民族风格的壁画,引导如厕者多往艺术上发挥联想。
  日本特别讲究“厕所文化”,许多城市有厕所学会,大学有厕所学专业,不少人攻读“厕所博士”。1986年起,把10月11日定为全国厕所日,举办厕所博览会。
  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”。这些“海外奇谈”若能引起我们的思想震动,也是很好的呀。我国的省长、市长,抓“米袋子”、“菜篮子”,振振有词,也很见成效。可是,俗话说,吃喝拉撒睡,怎么就忽略了另一头呢?
 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。只要大家扎实地动手去做,肯定能把北京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都市
  北京也有厕所专家,娄晓琪就是一位。报社领导派他进行社会公益调查,他就爱上了厕所这一行。朋友说他“有病”,“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?哪臭往哪儿钻!”他说,“我不怕臭名远扬”。社科院新闻所的博士季燕京是他志同道合的搭档,共同主持文明工程,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公共厕所。环卫局工程师聂福录,首规委副处长李立中,市建委副处长董锋,市政管委工程师冀晓民和市规划局的魏成林等都是“公厕革命”的排头兵。任何一桩公益事业,没有一批热心的实干家,都会流于空谈,何况厕所,人们连谈都不屑于一谈呢。
  先搞调查研究,借助新闻媒体造舆论,感动了上帝,领导也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关键是动手办实事。去年设计的公厕图纸,获奖作品就有133件。今年,第一批38座现代化公厕试点已经出现在北京街头,谁不叫好?
  跟娄晓琪促膝谈心,使我感动。他们的困难很多,解决困难的办法也不少。
  先说钱。举办公厕设计大赛,建设现代化的试点公厕,哪件事不要钱?可是政府拨给的经费,分摊到每座现有的公厕(水电、维修、消毒用品和管理人员工资等),一年只有300元,人家还不够,怎能挪用?还是发动社会赞助,成立基金会。报批手续很严,有的基金会两年也批不下来。娄晓琪的办法就是宣传,银行的同志也是北京市民,了解公厕的种种难处,“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”很快就批准成立了。规划、地皮、施工的各个环节,许多费用都得以减免,更有企业慷慨捐款,那是一大串好人名单,本文限于篇幅,只能说一声:诸位都是提前跨入环境文明新时代的热心人!
  自从人类在腰间围块兽皮,在田园搭个茅厕,便萌生了自我保护的意识。现代公厕有隔间,小门,洗手盆,通风、照明设备,提供手纸、香皂,消除臭味,乃至美化环境,方便残疾人,扩大女厕的比例,设婴儿换尿布的平台,都是这种自我保护意识的发展和社会公德的提高。然而,这一切都要花钱,还要有专人管理。收费厕所由此产生,叫做“以厕养厕”。北京早在清代就出现过收费公厕,行不通,市民仍“便溺于通衢”。1987年25座公厕开始收费,也曾引起众多非难,火车站的收费公厕常挨骂,“没见过撒泡尿也要钱的!”有人偏不给钱,就在墙外撒。但多数人还是逐渐接受了这件新事,目前北京市已有220座专人管理的收费公厕。昆明火车站投资6万元改建收费公厕,由“离退休管委会”经营,年收入13万元。南京火车站将公厕收入用于环境卫生,建立百余人的保洁队伍,车站面貌一新。杭州将公用电话引入洁净的公厕统一经管,开发多功能公厕,“生意兴隆”。广告已进入北京公厕,东城区环卫三处服务公司开展八项经营,年上交60万元。广州更有广告公司要求承包全市公厕,由他们投资建设和经营,条件是公厕内外的广告由他们安排,据说此事正在协商之中。这的确是一件广开思路的新事。美国广告9年前由酒吧洗手间进入公厕,现在重庆、无锡等城市的公厕也被“无孔不入”的广告打了进去。
  其实,厕所经营也有“三部曲”:免费——收费——免费。初到美国,要找公厕很难;了解一下,所有的展览馆、饭店、车站、机场、加油站、大商场、游乐场,一切欢迎公众光临的地方,都设有洁净的免费洗手间,他们很聪明,宁可在这上面花点钱,也要以此招待顾客。北京赛特购物中心的洗手间,就经历过这样的“三部曲”。日本还动员各单位开放他们的内部厕所,让外人使用。
  “公厕革命”难处甚多。总之要靠大家来办。某建筑公司给齐齐哈尔主管建设的副市长送重礼,盛情难却,副市长说,一定要送,就送个公共厕所吧!去年这个公司下属的各施工队,已帮助齐市建筑34座新公厕,一时传为美谈。天津市为迎接世乒赛,河北区投资80万元改造公厕,但是许多设备很快遭到毁坏,一年之间损失16万元。这涉及管理和群众社会公德教育两方面的问题。新加坡重罚严惩“涂鸦者”的管理办法,也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。
  康有为在《大同书》里把未来厕所写得多么美呀,“以机激水,淘荡秽气,花露喷射,花香扑鼻,有图画神仙之迹,令人起观思云,有音乐微妙之音,以令人科平清静”。这样的卫生间在北京已经不少,我相信,精神文明从实处做起,大家动手,北京的“公厕革命”一定能取得移风易俗的重大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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